在写王明和张国焘在延安的所作所为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下相关背景。

本篇时间线为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内容涉及我党早期领导人，以及党中央在上海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惊险历史细节。

这是一段有关信仰和叛徒的故事...

一 王明前往莫斯科

王明原本是党内一个普通干部，却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王明作为一个刚回国不久的不到27周岁的青年学生，一个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一般党员干部，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跃登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虽然在常委中王明排第四，其上还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但有米夫支持的王明才是实际话事人。

毛泽东后来在批判王明的时候也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实际上是“夺了权”，他“实际上做了总书记”。

然而王明这个“实际总书记”的位子，坐了没几天就没法坐下去了，因为顾顺章叛变的事，导致敌人在上海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变得更加猛烈了，周恩来等常委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老蒋更是命人贴出悬赏告示，通缉王明、向忠发、周恩来，每人赏格10万元。

当时，上海的所有交通要道，都有特务蹲守，情况十分凶险。

1931年6月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了，王明和周恩来的赏格一下提到15万元，虽然周恩来等人经常换地方，可依然有随时被逮捕的危险，共产国际远东局就将这一情况报给了共产国际。

随后共产国际就发出指示，并安排人布置交通路线，让王明和周恩来去莫斯科。

当时周恩来并不想离开中国，他认为当下的中国革命事业正是关键时刻，环境越是危险困难就越需要人做事，他作为主要领导，不能离开。

故此主动请缨，愿意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

而王明显然是没有这般勇气和担当的，他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远赴莫斯科。

从某种程度上说，顾顺章和向忠发这两个人的叛变，是引发很多事情的推手。

二 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是周恩来副手、中央特科负责人，而向忠发是总书记，这两人都是中共历史上的“高级叛徒”。

他俩的叛变几乎致中国革命于死地，差一点就将上海的所有同志害死，仅差一点。

尤其这个顾顺章，他的叛变对中央造成的危害实在太大了，因为他，我党的保密工作和一些重要同志的保护工作，都做了极大改变。

甚至就连国民党也因为顾顺章，改变了对中共被捕者的态度，从一味的屠杀到诱惑和利用。

又加上顾顺章鼓弄唇舌，导致大量被捕人员叛变，引发了一阵叛徒风，而顾顺章叛变后顺势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摇身一变成国民党的“功臣”。

顾顺章为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

这主要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当时顾顺章作为周恩来副手，主持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科长。

三科的主要工作是领导一支在上海很有名的武装力量——红队，又称“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领导同志，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能够安全进行。

而进行这番工作的前提就是：掌握中央在上海所有领导同志的行踪和居住点，以及握有所有骨干同志的联系方式和行踪。

由此可见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性。

1931年3月，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4月下旬，顾顺章由武昌乘渡轮回到汉口，不听同志劝告非要表演魔术赚钱，刚好被叛徒王竹樵撞见。

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

顾顺章被逮捕后，严刑拷打的步骤直接就省了，立马就全招了。

招供的如此顺畅，估计顾顺章早就料想到了这一天，并想好了，被抓到就全招。

按道理来说，负责这样性质工作的同志，应是信仰最坚定、最为可靠的同志，又怎么会让顾顺章这样的人负责呢？

尤其在顾顺章出事前就已经暴露了他的不靠谱本性，由于他工作出色，很快得到了提拔，当他手里有点权了后，就开始暴露劣根性，吃喝嫖赌样样俱全。

早在顾顺章叛变前，陈赓就对他有过一番评断：“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一语成谶。

可当时中央并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的确缺乏斗争经验，不够敏感和警惕，另一方面也确实缺能干事的人才，一时间也找不到可以替代顾顺章的人。

（康生）

最后好不容易将康生培养起来，准备接替顾顺章的工作，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样的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这也提醒我们，不能等万事俱备了才去做事，只要是正确的事、应该做的事，就该立即付诸行动。

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的，他叛变后，为了赚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和好处，强烈要求把他送到南京。

并成竹在胸的说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顾顺章还在密报里特意嘱咐，说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

因为他晓得徐恩曾身边有我党地下工作者，却不知道具体是谁。

三 钱壮飞和救命的密码本

关键人物徐恩曾是CC系成员，1929年冬陈立夫派他去南京担任国民党党部调查科主任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从武汉来的密报，都要从他这里过。

那个时候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就在徐恩曾手底下工作，并通过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廉洁作风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

钱壮飞

可这个徐恩曾毕竟是搞特务情报工作的，也很鸡贼。

密码本一直是随身携带，密电也是亲自翻译，涉及机密的事从不让钱壮飞经手。

后来，钱壮飞与我党另一个杰出的情报工作者李克农合作，乘徐恩曾在上海歌舞厅换衣服的空挡，将密码本的内容拍摄下来了，然后再传给钱壮飞。

这就让钱壮飞有了破译国民党内部情报的能力，也让我党掌握了国民党电报的密码本。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当地的特务组织，连发了五封秘电，结果那天正是星期六，色鬼徐恩曾跑到上海歌舞厅潇洒去了，钱壮飞见秘电如此紧急，知道有大事，连忙将其破译出来了，这才得知顾顺章叛变了！

得知这一消息后，钱壮飞考虑到他还要值班不能离开，以免引起敌人警惕，就让自己的女婿连夜坐车去上海，将这一重要消息在星期天早上传递给李克农，随后李克农又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大事。

周恩来立马就开始安排所有人员转移，这才化险为夷。

周一早上徐恩曾回到办公室后，钱壮飞十分平静的将电报递给他，随后值完班他就若无其事的乘车离开南京转移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有我党隐蔽战线“龙潭三杰”的美誉，后来钱壮飞在长征时期牺牲，胡底也在长征时期被张国焘杀害，相关文章点击蓝字查看：党史 | 张国焘的下作手段）

一开始，徐恩曾极其激动，以为自己要立大功了，急不可耐的派人按照电报里的内容去抓捕，结果扑了空，再回头一看自己的得力助手钱壮飞也不见了。

到了这个时候，就算是傻子也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徐恩曾不敢将自己身边有地下党，就连密码本都被盗取了的事向老蒋报告。

极度的恐惧让徐恩曾决定，将李克农这件事彻底隐瞒了下来，更不敢打申请更换密码本，怕被有心人觉察出来什么。

结果徐恩曾的瞒报，让国民党内部一直将这个密码本用到了红军长征时期。

阴差阳错之下，这个小小的密码本，却在红军长征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让红军总能第一时间探查到国军的密电。

而教员也正是根据这些准确且及时的情报，及时进行了各种战术调整和布置，这才有了四渡赤水等精彩指挥。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红军长征进入云南曲靖地区时，国军紧追不舍，教员为了避开国军主力，在行军路线上做了很多调整，而当时教员等人为了保护密码本的事，没有跟林彪等人讲情报来源，只让林彪等人执行战术和按上级命令调整行军路线。

结果行军路线引起林彪质疑，闹出来一个不走“弓弦”走“弓背”的争论，这波针对教员的争论和质疑，没有算到年纪轻“啥都不懂的”林彪头上，反倒让彭老总背了锅。也真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是人生。世界上最伟大的编剧，是命运。

或许也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命运”之手，才能写出“历史”这本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说。

谁能想到，一本小小的密码本，却横跨时空，衍生出了这么多的故事和曲折。

但这也正是读史的一种乐趣所在。

四 向忠发叛变

言归正传，顾顺章叛变后，教员以主席的身份，亲自签署了通缉令《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样为了通缉叛徒，专门由中央政府发一个通缉令的事，在我党历史可谓十分罕见，也从侧面说明了顾顺章这个人对我党的危害之深。

说完顾顺章，我们再说另一个叛徒：向忠发。

顾顺章叛变后，第一个招供出来的人，就是总书记向忠发。

之所以这样干，不是顾顺章和向忠发有私仇。

而是因为他对向忠发的行踪和生活习惯最为熟悉，甚至连向忠发的小老婆都是顾顺章亲自安排人找的。

彼时，向忠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可实际上他也就是一个“吉祥物”。

他能当上总书记，得多谢陈独秀和瞿秋白。

因为陈独秀和瞿秋白这两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总书记，先后都犯了重大错误，导致共产国际认为知识分子不可信，就选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作为第三届领导人。

虽然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但根本没有人听他的，向忠发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也没有啥建树，别人说啥他就说啥。李立三时代，李立三说要发动暴动，他也就符合说对，王明时代也是一样。

所以最后不管是给李立三，还是给王明的错误定性时，都将时任总书记的向忠发排除出去了，有“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就是没有“向忠发路线”，可见这个人的无能。

要是无能不干坏事也还好，关键向忠发这个人的品行还不行。

而向忠发被捕和叛变后的行为和结局，最能凸显出他的无能和毫无气节。

顾顺章被捕后，由于钱壮飞将消息及时传出来了，中共中央和各办事处都及时转移了，而向忠发一时没有找到新住处，周恩来妻子邓颖超就提议，先让他和周恩来他们三个住在一起。

周恩来是常委，向忠发是总书记，但这个向忠发平时并不安分与许多人都有来往，尤其经常去找他的小老婆杨秀贞，故此周恩来就当面交待向忠发，让他哪也不要去，出去就会有危险。

而当时周恩来是负责各位同志转移的主要领导，虽然外面危险，可他为了让其他同志尽快脱险，还是得时常出门联络。

据邓颖超回忆，向忠发在周恩来住处待了三四天后，一天晚上趁周恩来和她出门办事的空挡功夫，竟然偷偷溜出去了。

溜出去干什么呢？

找他的小老婆杨秀贞。

当时向忠发的小老婆和刚生产不久的陈琮英住在一起。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1931年初，六界四中全会后，任弼时奉命去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陈琮英临盆在即就没有和任弼时一起走，留在了上海。

任弼时安慰陈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顾顺章叛变几个月前，任弼时来上海参会，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电刑，任弼时一个字都没有吐露，一个月被有关同志营救出来。）

当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儿“任远志”。

生下女儿“任远志”之后不久，顾顺章就叛变了，上海中央的同志转移时，陈琮英带着刚出世的女儿和张秀贞住在一家外国人开的旅馆里。

结果这天向忠发却突然在一个晚上找上门来了。

陈琮英回忆说，当时：“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

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后，特务们顺藤摸瓜，当天就把陈琮英和杨秀贞一起逮捕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后，跟顾顺章一样，很快就叛变了，然后就将周恩来和邓毅超的住处说了出来，并且他还记得一处机关的地址，也供了出来。

幸好邓毅超和周恩来十分警惕，见向忠发一晚上没有回来，估计发生了问题，就及时转移了。

而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还亲自出面对质，并对陈说：“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了。”

陈琮英一句话都没说，严刑拷打也没有吐露任何信息，后来被关进了龙华监狱，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出狱。

五 向忠发的结局

至于向忠发，1931年6月22日被捕，被捕当天就成了叛徒，叛变第二天就站出来指认陈琮英等革命同志，第三天既6月24日，老蒋觉得他没啥用，就亲自下令将其处决了。

后来官媒对向忠发的评论是这样的：

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热衷权力，却缺乏领导才能；他成为革命的掌舵人，却把握不了正确的航向；他掌舵3年，却没有丝毫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幸被俘，却毫不犹豫地出卖了曾和他生死与共的革命同志。

他就是被周恩来称作：“节操还不如个妓女！”的中共第三位总书记——向忠发。